我所敬佩的三条硬汉
那个年代。那些人物。
作为一个比他们晚生六七十年的后生，我未能有幸目睹他们的音容笑貌，只能从一些残存的史料中感受到他们巨大的人格力量，从他们早已布满尘埃的文集里触摸到一颗颗滚烫而又高贵的灵魂。人性的光芒通常在黑暗下才能看到，个性的棱角通常在安逸里磨没，这也许正是过去与现在两人知识分子的不同之所在。作家谢泳说过，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但值钱。现在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对比今昔，这种差距真是判如鸿沟。
在国外，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三层含义：一，社会的良心；二，智慧的传播者；三，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照这个标准，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还是能够找出一批的，现在恐怕是凤毛麟角了。于是，我越加怀念那个年代，那些人物。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凭藉史料，通过重温储安平、王造时、罗隆基等几位的旧事，来勾勒一下整整一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储安平
倘将来有人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传，储安平是个必不可少的人物。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看作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位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很多有见解，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是通过办报刊来宣扬自己的主张的，陈独秀、鲁迅、胡适、罗隆基、王造时等无不是如此。储安平正是作为一个报人和政治人物为人所知的。
储安平最早是想从事文学创作的，叶永烈在《拨开历史的迷雾——罗隆基传》中特别提到过他：“他是一个风度翩翩而又才华横溢的人。我在三十年代初的《新月》杂志上，既读到罗隆基的气势磅礴的政论，也读到储安平文笔优美的小说、散文。”哪个年代，一种优秀刊物的影响远远大于个人文章的力量。作为一个笃信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最终选定了以办刊物为自己的事业。他三十年代初即创办过《文学时代》，后来又做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和《中国晨报》的主笔。但真正迈开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政的第一步的刊物是在重庆创办的《客观》周刊，真正让他声名大噪的则是他创办的被誉为言论重镇的《观察》周刊。
冯英子在《回忆储安平先生》一文中说过，储安平一生最高的理想是希望自己能办一分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靠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个梦想缠绕了储安平整整一生。《观察》周刊虽然没有最终影响到政府的决策，但它的影响仍是不可估量的。当时《观察》奉行“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由全国六十余位第一流的学者、专家、教授为之撰稿。费孝通后来回忆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余英时评价时也认为，《观察》所揭橥的民主、自由、宪法等观念为日后知识分子留下了思想的种子。
翻阅《观察》的影印本，我发现储安平本人的政论就很有特色。那些文章有着与杂文一样的功效，甚至比杂文更深刻，更犀利，因为他篇篇文章都把锋利的手术刀瞄向政府。就拿他的第一篇政论《失败的统治》来说，首先就指出国民党二十年的统治是失败的，然后力陈国民党统治下国家在一切方面的毫无所成，指出国民党是“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政权”。这样的文章是何等的痛快淋漓，一针见血。难怪谢泳感叹道：“1949年后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能再写出这样的时评。”
在历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命运向来都是坎坷的。1957年，这个该诅咒的年代，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被当作大右派来批斗，储安平正是他们中的一个。
他先是被下放到长城脚下放羊，然而这样的日子也过不长久。“文革”中他成为红卫兵折磨的重点对象，任意打骂，无所不为。1966年8月，一群红卫兵又来揪他去批斗，他从后院翻墙逃走了，从此，他在这个人间消逝了。那时，北京的北海、颐和园，天天有死尸漂起。储安平被重点批判的是他“党天下”的一段话，那是他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一个发言。为了行文的需要，我在此简略地摘略一二：“我以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的某些枢纽，这一切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这个发言一如他以前时评的风格，大胆、犀利、切中时弊，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政论。这种不受拘束，心地坦荡的发言我不知道现在开座谈会时还会不会有，但现在谁又能指责他说得不好呢?
几十年后，当我读到这段话，不禁心驰神往，去想象他那慷慨激昂的风采。
王造时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不可能不知道，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熟悉“七君子事件”的人不可能不知道王造时。
他，王造时，正是“七君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算起来，1936年入狱，已经是他因“爱国有罪”而被捕的第三次了。
他第一次入狱才十六岁，是北京清华学校“中等二年级的级长”。当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开始(1919年5月4日)。王造时的遗稿中有一篇《在五四运动中》，详细讲述了他的入狱经过。
当年清华学校的游行示威正是他发起组织的。当时罗隆基和何浩若进城了解了各校学生游行示威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王造时。王造时马上跑到食堂，拿了条长凳放在食堂门口当中，跳上去大声向全校同学公布了这条消息。
五月七日，清华学生代表团成立时，他是五十七名代表之一。他主要负责进城演说，编写传单。他在文章中深情回忆了自己面对警察发表演说的情景：“‘你们生于中国，将来也是死于中国，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难道不爱中国人吗?难道爱欺侮我们的日本吗?’‘我们酷暑热天，舌枯唇焦，奔走呼号，就是为爱国，为争回我们的青岛，争回我们山东的权利，反对日本侵略我们，欺负我们。’有一次，我边讲边流泪，旁听的也流泪，警察也流泪。大家的心溶在一起了。”
少年王造时的一腔爱国之情，在16岁时已然埋下了种子。
王造时在清华毕业后，又赴美国威士康辛大学求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在美国省吃俭用，为的是能积攒一点钱，回国办刊物。这方面他的理想和储安平是一致的。他的几位同学徐敦彰、彭文应、潘大逵、王国恨、陈国沧等，为他这种精神所感动，都把节省下来的钱交给了他。
他归国后写了一篇文章《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矛头直指蒋介石。这篇文章几乎令《新月》停刊。
1932年，他创办的《主张与批评》终于出现在上海街头的书报摊。刚出第三期即遭停刊。一个半月后，他创办的《自由言论》杂志又在上海和读者见面了。他的那篇《安内必先攘外——为政府进一忠言》依然充满思辩，锋芒毕露，掷地有声。
《自由言论》被查禁之后，他连教授、院长、系主任也当不成了,甚至改行做律师都不能够，直到被捕入狱。
“虽万千人吾往矣”，王造时正有着这种大侠风范。他本可以安心在家做学问，以他大才，坐上学界首座的位子也是迟早中事，但他没有。任何一个热血、爱国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对动荡的政局漠不关心。他敢指着国民党的鼻子痛骂，纯粹是以天下苍生为念。
披阅史料时，我发现王造时与储安平的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被打成“右派”也是因为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一个发言：“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馋畏讥。我想，正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
我想，这应该是当时在政协大会上最精彩最有价值的发言，《人民日报》也曾全文刊载。但随后他落了个“自比魏征，向党进攻”的罪名。
在当年的“七君子”中，王造时是遭遇最悲惨的一个。上海解放后，除邹韬奋、李公朴逝世外，其他四位“君子”都调到北京：沈钧儒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为商业部部长，史良为司法部部长，而王造时失业于上海。
因为生活的磨难，王造时的长子、次子及长女都患了精神病，小女王海容因不与他划清界限，成了“小右派”，被红卫兵剃成阴阳头游街，在忧郁中患了乳房癌。
王造时于1966年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关押了五年，他受尽折磨，终于因患了“肝肾综合症”而弃世。
他的去世对于“批判右派”的斗争，是极有讽刺意义的。一代文杰，铮铮爱国君子，没有死于蒋介石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却丧生于“四人帮”苛政下的“上海第一看守所”。呜呼，“反右”，“反右”，“反”死了多少知识精英，爱国志士!
罗隆基
罗隆基与王造时一样，同是“安福三才子”之一，还有一位是彭文应。
他们三人不仅同是江西安福那个偏僻小县的老乡，而且都考入了清华，都赴美国留过学。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可以说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在三四十年代，他们都积极参与了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诸多政治活动，算得上是当时“书生论政”的代表人物。
其中罗隆基胆识过人，敢做敢为，他威武不屈的丈夫气概毫不逊于王造时，尽管后面的遭遇王造时比他要悲惨得多。
罗隆基与王造时一样，演说的天才、犀利的文笔以及一生的信仰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打下基础的。有人说，他天生是个政治人物。他正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国家主义社团——“大江社”。那时闻一多、梁实秋也都是大江社的社员。罗隆基经常在《大江》杂志上发表政论，他即使远在大洋彼岸，也从未曾忘记过自己苦难的祖国。
回国后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及中国公学担任教授。从此《新月》杂志上时常会有他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政论。人言道：“祸从口出”，他终于因反蒋被解除了教授职务，而后又被逮捕关押了六个小时。出狱后他依然不改大丈夫本色，还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我的被捕与反感》一文，里面大义凛然地写道：
“拘捕，羁押，监禁，惩罚，枪杀，这些都是政治溃乱的证据。这是笨人的笨法子!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样硬碰硬，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在1933年秋，罗隆基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并担任《益世报》主笔期间，蒋介石派了四个特务来刺杀他，幸好他反应快，避开了十余颗邪恶的子弹，侥幸死里逃生。
硬的不行，蒋介石就来软的。他把罗隆基请到峨嵋山上，为他讲了一个多月的课。临别时，蒋介石问他愿意在哪方面工作时，罗隆基不卑不亢地回答道，仍愿意回南开大学教书并从事写作。
罗隆基的桀骜不训让我想到了胡适。胡适在对政府进谏受挫之后，是主动各政府靠拢的。他生性懦弱，骨头也是软的。罗隆基却不同，试想，能受蒋介石主动笼络的有几人呢?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一介书生，能如此保持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和人格，不诱于誉，不恐于威，并世能有几个呢?
1957年，稍有名气一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被打成了右派，罗隆基首当其冲。195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拉开了反“右”斗争的序幕：“整个春季，中国上空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这个“罗”，指的就是罗隆基。
“牛鬼蛇神”也有大小之分，罗隆基是“大右派”，他因此也就成了当时中国最“忙碌”的人物。每天从早到晚转灯笼似的要参加一场又一场批判大会。(批判大会有“大右派”到场，才热闹，才能激扬“革命情绪”。)深夜里还得草拟交待材料。他自始自终都没有承认所谓的章罗联盟。他曾四处辩解，给沈钧儒，郭沫若等人写信申冤，但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他的这种奋命的挣扎是无济于事的。
1965年12月7日，罗隆基在他住的“遒兹府十二号”公馆里逝世，死于心绞痛。客观地说，他死得还算是及时，如赶上“文化大革命”，只怕遭遇更凄惨。为什么文革期间有大量的人自杀?可以想象，在鲁莽无知的红卫兵盛行的年代里，右派分子是生不如死的。
这篇文章是我一直想写却一直未能写出的。我甚至有点惶恐，怕这些人物的神采在我的拙笔下删减了许多。这些日子，读了大量的史料，愈来愈觉得有写一写的必要。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然而我想那一群在我国民主进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又在五六十年代“反右”和“文革”斗争中备受摧残的优秀知识分子恐怕将要被忘记了。一种使命感使我提起了笔，尽管只是一些整理史料的工作，我想只要能让人知道这些人，这些事，藉此把目光投向那个混乱，黑暗的年代，这也就够了。
储安平、王造时、罗隆基三个人是那个年代中我最敬佩的三条硬汉。他们早年都是“书生论政”的代表，笔锋之利，胆气之豪，影响之大，可以说当时无人能出其右。他们本都是大学名教授，完全可以安闲地坐在家里做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甚至可以象胡适之流，抛绣球给政府，捞个一官半职来做。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关心的是民生疾苦，政治大局，而把他们的个人生死，唾手可得的名利置之度外。“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他们像是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到处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不同的是，大侠用的是刀、剑，他们用的是比刀剑还锋利的笔；大侠是虚假的，而他们是真实的。
缅怀他们，想的更多的当然还是他们的悲剧命运。其中有个共同点尤其值得一提：他们都在国民党的暴政淫威下虎口逃生，却又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反右和文革中凄惨死去。这是真正值得反省、深思的地方。“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我想，对于历史，尤其是历史上沉痛的教训，我们都不应忘记。
春寒料峭，夜色深沉。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坐在云麓园的一隅，只能以百无一用的笔墨，写下对那一代风流人物的悼念和追慕，以及对民主和自由的信仰。
作者：李异鸣 摘自世纪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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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5-6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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